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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谢晋一生情

走进意大利2019-04-20 08: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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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青年报、 中国网、学语文、腾讯视频等


著名导演谢晋的夫人徐大雯去世,终于与她的爱人在天堂“团圆”


谢晋夫人徐大雯坎坷人生路



徐大雯: 我与谢晋一生情

《北京青年报》

■本版主人公 谢晋



出生于1923年,1941年入四川江安国立剧专话剧科学习,受业于曹禺、洪深、焦菊隐等名家。1943年中途辍学到重庆中青剧社当场记、兼演小角色。1948年毕业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系,后任大同、长江电影公司助理导演。1949年后,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导演、导演,中国影协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2008年10月18日去世。导演的影片有《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

采访手记

清明节前夕,中央电视台一个拍摄小组来到上海福寿园,节目编导满怀敬意地将一个用鲜花编制的花环躬身摆放到谢晋导演墓碑前。

清明节前夕,谢晋夫人、84岁的徐大雯说自己做梦了:“我梦到阿三,我告诉他不要随便买脏东西吃。我从来不迷信的,可是这一次,一定要去青浦看看他们了。”


位于上海青浦的福寿园,安葬着谢晋、谢衍和阿三父子三人,长子谢衍与阿三葬在一处。2008年夏,当谢衍得知自己已是肝癌晚期,便瞒着父母料理自己的后事。他亲自到福寿园选定一块“三穴”墓地:除了自己,1991年病逝后骨灰一直寄存的阿三,还有一个穴位留给阿四。多年前,父母就把智障的阿四托付给他,希望他们百年之后,由他这位大哥来照顾阿四。可是命运令他无法完成父母的心愿,他是想藉此来弥补对父母的一份歉疚吧?!



谢晋和大儿子谢衍在新加坡一起看排练


当年8月23日,谢衍病逝。一个月后,就在这“三穴”墓前,就在安葬谢衍骨灰时,徐大雯突然昏厥。“看到我高大、聪明的儿子就变成那么一包骨灰,我实在受不了啦!”众人急忙将她送去医院,后来接受心脏手术,装上心脏起搏器。


10月17日,是她出院的日子。那一天,谢晋导演应邀参加母校浙江上虞春晖中学百年校庆。夫妇俩在客厅里简单交谈几句,临出门,谢晋说:“我隔天就回。”


隔天,噩耗传来,这对62年的夫妻已是天人永隔。


谢晋猝然离世,国人震惊,各路媒体聚焦沪上。遗体在龙华殡仪馆火化那一天,成千上万的民众,手捧鲜花、挽联,为谢导送行。曾受谢晋培植的几代影视明星祝希娟、朱时茂、潘虹、刘晓庆、濮存昕、赵薇、范冰冰等人悉数到场,人群发生混乱,殡仪馆玻璃门被挤碎,有人发生肢体冲突……


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先后失去儿子、丈夫,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徐大雯却显得出乎意料的冷静。谢晋遗体运回上海那一天,在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陪同下,她到殡仪馆与丈夫作最后的告别。走出门来,细语轻言两句话却掷地有声:第一,丧事从简,不要浪费国家的钱;第二,不要让阿四知道。

图为韩美林创作的谢晋墓碑像


一年后,谢晋骨灰落葬在花木满园的阳光草坪下。黑色大理石上,是韩美林先生雕塑的谢晋头像:低颌、蹙眉,注视着他脖项下的电影胶片,连同胶片下方的丰沃土地。镜架后面,那眼神足以给人震撼:他在凝神思索,思索中有痛苦,痛苦中又带几分忧郁,忧郁中仿佛还有几丝压抑不住的火气;双唇抿闭,好似有某种不甘和随时可能迸发的激情。


碑石上镌刻着余秋雨先生撰写的碑文:

“谢晋导演,浙江上虞人氏,东晋谢安、谢玄之后也。以“晋”为名,以铭根器,悠悠千年,果然承其先祖创拓之脉,引领中国电影事业而气象万千。毕生辛劳汗水,无尽悲欢胶片。辨善恶于大地,投思索于历史,追人性于血火,问正义于困顿,且大多融入中国女性之忠贞婉淑而感动遐迩。后人若问:在封闭年月,凿得天光谁为最?答曰:谢晋也;再问:在复苏时代,振聋发聩谁为最?答曰:谢晋也。谢晋作品,润泽中国三代。此地茔丘,足可笑对苍原。”


如同韩美林的谢晋雕像被同行称之为“撼世之作”,余秋雨的碑文也被誉为“文采飞扬,动人心弦,堪为当代悼文之经典”。如此的名人墓、名人作,被倾力落实谢晋骨灰安葬事宜的上海福寿园总经理伊华称为“绝配”。


这其中还有一段佳话。


曾经希冀“死在拍摄现场”的谢晋导演,多年前就拍着余秋雨肩膀大声嘱托:“我死了之后,墓碑的碑文一定要你写,墓碑设计要让韩美林完成!”后来,他还将这个意愿写成字条,交由余秋雨转告韩美林。应该说,谢晋墓才是谢晋最后一件“导演”作品,堪称一件顶级艺术品。


至此,谢晋“完美谢幕”。他的左邻是著名物理学家、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夫妇;“后舍”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以96岁高龄辞世的施蛰存先生。弯过小径,走过如毡草地,有金焰、刘琼等一班同行老友;隔街相望的山茶园,有先他而去的爱子谢衍兄弟。在天国,他不会寂寞。


不料世间不甘寂寞人,竟在他身后起事端。据报载:2009年2月“谢晋遗孀徐大雯将宋祖德、刘信达告上法庭”;“2009年12月25日,谢晋遗孀告‘大嘴’宋祖德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宋祖德被判赔29万登报道歉”。


那一天,装有心脏起搏器、84岁高龄的徐大雯在静安区法院出庭。法官宣判后,她接受记者集体采访,话语不多依然掷地有声:我就是要还谢晋一生清白!我相信中国法律能治宋祖德。


2010年3月,徐大雯委托律师向静安区法院递交《强制执行申请书》。


清明节前夕,沪上春意迟迟。在江宁路谢家客厅,徐大雯举起韩美林寄来的两只可爱的布袋虎,说今年恰是她的本命年。听她谈吐清晰,看她脚步轻盈,可以想见当年的小巧玲珑与精灵活泼。


与徐大雯的交谈就从这场诉讼说起。

■我的性格不允许别人玷污自己的丈夫。我必须站出来,还谢晋一生清白


去年年底,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我状告宋祖德、刘信达诽谤案胜诉后,回到家里,亲朋好友纷纷打来电话,大家都很高兴,说佩服我的勇气,佩服我一大把年纪还敢把别人不敢惹的“大嘴”拉出来。


我老太婆没有那么多顾虑。自己的丈夫被人栽赃、名声被糟蹋,我还顾虑什么呢?!顾虑了,就不配做谢晋的妻子!这件事确实让我非常气愤,一审宣判后,记者报道说我当庭落泪,那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控制感情。


过后,刘晓庆也打来电话,说诽谤别人的人一定要绳之以法。这么多年来,我们之间关系很好,从谢衍病逝到谢晋突然离去,她都很快赶过来,对我很关心。我为什么告宋祖德?因为他随便乱说,他的话完全不沾边。我就在上影厂工作,难道我还不清楚吗?


文娱圈绯闻多,也有人问过我,谢晋拍片时身边围拢那么多漂亮的女演员,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我说,对他我完全放心。谢晋一生没有绯闻,我相信谢晋的人品,因为我太了解他了。像他那样一个导演,如果搞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很方便的,但是谢晋脑子里根本没有这根筋。他挑选演员不是因为你有多漂亮,而是根据剧本对角色的要求,坚持艺术标准。譬如当年为《红色娘子军》选演员,祝希娟小小年纪,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最符合吴琼花的性格特征。当时有不同看法,但事实证明这个角色选对人了。拍《芙蓉镇》选徐松子,也有非议,说她长得没有特点,没什么发展。事实证明,徐松子是一个很有才华、很会演戏的演员。


上法庭打官司,许多人只看到我年纪大,可是他们不知道,年轻时我也是个厉害角色呢!我是四川江安人,我的性格不允许别人玷污自己的丈夫。我必须站出来,还谢晋一生清白!我相信中国的法律,能够惩恶扬善。


谢晋与徐大雯的结婚照


认识谢晋时,我16岁,他19岁。我们一起拍戏,是一场“生日风波”让我俩走到一起。不过,说到底,是由于两个人都很爽气。


我在江安女子中学读书时,与谢晋相识。当时他从沦陷区上海辗转广西、贵州来到重庆,投考国立剧专话剧科。国立剧专先在重庆后迁江安,临时校舍便是与江安女中一墙之隔的文庙。那时,我才16岁,喜欢唱歌、跳舞,算是文艺积极分子吧。我们排演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那是一部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我演女主角梅娘,一位长得高高大大的女生扮演男主人公高维汉。那时老百姓只要在场边放下一捆菜、几根葱就可以进场看戏。因为有国立剧专的老师在江安女中兼课,我们排戏时那些专业学生就过来帮忙辅导。就这样,我认识了谢晋。


国立剧专的生活很艰苦,谢晋他们一日三餐能吃饱就不错,早餐就吃盐水煮黄豆。有时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有谢晋、陈凯歌的父亲陈怀恺、他们的同学王德宏,就聚在一起打牙祭。还去过我们在乡下的家里,王德宏就是通过我认识了我的堂姐,后来他俩结为夫妇


■谢晋带来聘礼:一对金手镯,一对金戒指,一只手表。这在当时、在我们江安那个小地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江安那个小地方很闭塞、很封建,男女学生在街上一起走都被指指点点,认为有伤风化。之前我上台演戏,就有议论。但是,因为演戏又出演女主角,也被警察局的一个头头注意上。他对我堂姐讲,欢喜我。可是我不欢喜他,根本不理他。


我同谢晋关系密切起来,是因为一场生日风波。那天是谢晋20岁生日,大家没钱去酒楼,几个人就在茶楼简单庆祝。就在这时,江安女中的教导主任来了,不容分说要我立即回学校。大家说反正要吃饭的,吃完饭再回去。等我回到学校,教导主任说我被除名了,还通知我母亲,让她把我领回家。


在江安那个小县城,这个事情很快就传开了。母亲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带我回家。这时有人告诉我,警察局把谢晋抓走关起来了。我非常愤怒,立刻去警察局大吵大闹,问他们:“请朋友吃饭也犯法吗?你们从来不请朋友吃饭吗?”我要他们放了谢晋,把我关起来。警察局自然怕事情闹大,只好放人。


我是独生女儿,12岁丧父。被学校除名,妈妈觉得丢了脸面,写信给我舅舅让我到重庆读书,我舅舅在重庆的美孚公司做事。这时谢晋从别人口中得知,他被关押时我大闹警察局的事,就跑来找我。他在江安也呆不下去了,决定辍学和我一同去重庆。谢晋卖掉从上海带去的西装当路费,两个人的感情在这时候向前发展了一步。


到重庆后,我考入文德女中读高中,谢晋跟随马彦祥、洪深、焦菊隐在中国青年剧社拍戏。这期间,我舅舅见过他,印象不错。他有收入以后,经常给我一些零用钱,劝我不要再花舅舅的钱。1945年抗战胜利,转年春,我在朝天门码头送他回上海。他说,回去安顿好就来接我。


当时我的一些亲戚朋友说我傻:“你放他走,他不回来怎么办?”因为那时不断有“抗战夫人”的传闻。我说:“不来就不来,用不着担心!”这年夏天,我高中毕业。谢晋果然来接我了,他对我是真心的。我们江安那个封建大家族,不允许我被一个“下江人”随便带走,一定要他拿聘礼、拜祖宗、明媒正娶。谢晋带来聘礼:一对金手镯,一对金戒指,一只手表。这在当时、在我们江安那个小地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谢晋跟我一起拜祖宗牌位、拜高堂父母。因为是寡母,要先拜我叔叔婶婶,然后才轮到我母亲。谢晋的父亲是会计师,通过朋友搞到两张飞上海的军用机票,我至今还记得那架飞机马达轰隆隆的响声,震得要命。


1946年秋我们在上海举行婚礼,由谢晋的老师洪深先生证婚。我们俩给证婚人三叩三拜,所以,是“新式婚姻旧式办”。那时女子结婚要“开脸”——用细线绞去脸上汗毛,我告诉谢晋我怕痛。谢晋便想了个办法。你猜猜,结婚那天谁给我化的妆?是谢晋!他在剧专专门学习过。


结婚那天,谢晋的表兄给我们拍了很多婚纱照,可惜毁于“文革”抄家。


我能与谢晋走到一起,是两人性格相投,大家都比较爽气。

■你知道谢晋最伤心的事是什么吗?是人家父母都有骨灰盒,他不晓得自己父母骨灰去了哪里?他拍《天云山传奇》拍《芙蓉镇》,我笑他:“下一个右派就是你!”



谢晋全家

结婚后,公婆不同意我读大学的想法。1947年我生下女儿、1949年生谢衍,阿三和阿四分别生于1953年、1956年。阿三出生时,我身体不好,每天还要上班,特地为他从上虞请了一位奶妈。半年后才发现奶妈患有哮喘,阿三也因此染上哮喘。长期体质瘦弱,智力发育也不健全。他38岁病逝前,肺活量还不如90岁老人。


阿四在托儿所入全托,他生来肚皮大。每次接他,他都哭着喊“我要吃饭饭!”由于照顾不周,发高烧抽风,还染上急性肝炎,后来还被烫伤过。7岁便患上羊癫痫,智力有障碍。那时,抱孩子挂急诊,总是跑医院。


我参加工作,先是在交通大学罗汉祥烈士夜校给工人扫盲,教他们识字、算术等初级课程,后来调到上影厂宣传发行科工作。就是参加扫盲的这些工人,“文革”时领导上层建筑入驻上影厂,对我这个过去的老师有很多私下的照顾。“文革”一开始,《舞台姐妹》就被批判,几次抄家后谢晋被送进“牛棚”,我进的是“羊棚”。“羊棚”比“牛棚”待遇好一些,两个星期可以回趟家买买粮食、蔬菜。记得那时金焰也在“牛棚”,他身体一向不好,显然不会做家务,洗裤子提着裤腰捋到裤脚动作很滑稽,谢晋就示意我帮助他。在奉贤“五七”干校搓草绳,《祝福》的导演桑弧不会搓,我从小在乡下长大,便一下下教他。那时,搓好的稻草绳,这些大导演们拿起就往腰上一系。


这期间,苦了阿三、阿四两兄弟,经常被里弄的孩子欺负。不过,心里最苦的还是我的老公公。旧中国他在交通部工作,负责海关税收,解放后到上海大学教书。谢晋当年执意从事文艺,他根本不赞成。“文革”开始,家被抄、人被斗,大字报贴满楼梯楼道。他人很胖,被红卫兵撅着下跪,还打他。那时,谢衍参加“大串联”去了新疆,他回到上海那一天,爷爷将一只祖传的怀表交到他手上。谢衍出门上街,我的老公公吞下一瓶安眠药。他是坐在椅子上死的,人僵硬了,造反派抬出去时,都搬不直。谢晋被造反派押着回到家,让他看一眼又押回去了。


我婆婆出身浙江余姚名门望族,从小跟着家庭教师学习。结婚时嫁妆装了几条船。婆婆喜欢看戏,谢晋从小受母亲影响。婆婆晚年失聪,公公去世的事,一直瞒着她。可是她很聪明,别人讲话她会看口形。两年后,她从六层楼跳下。当谢晋回来,看到母亲躺在水泥地上,身上盖着白布。他抱起母亲,一声不响上到六楼。他说自己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欲哭无泪。


我知道,他可是大孝子!父母亲都死于非命,连骨灰都不知撒在何处,这是他每每想起都要伤心的事。


80年代,谢晋接连拍摄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反思三部曲”。每部片子的拍摄都要顶住一些政治压力,在这方面,我的确为他担心。你问我最喜欢其中的哪一部?应该说是《芙蓉镇》,它更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


这三部片子,都有“右派”知识分子,我开他玩笑:“下一个右派就是你!”他笑而不答。现在看,他对这类题材的表达性,看得比较远、比较透。这也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看准的,就不动摇。

■有人劝我放心:阿四走在街上,就凭他是谢晋的儿子,都会有人给他饭吃

现在我和阿四生活挺好的。十分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母子的关心。唯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阿四头。


谢晋夫妇与儿子阿四


2009年秋,谢晋去世一周年前夕,我去了浙江上虞,把有200年历史的谢家老宅和谢晋故居两处房产,捐献给了上虞市政府。谢晋出生的老宅现在是上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谢晋故居院子里,还举行了谢晋衣冠葬仪式。


谢晋家乡的人民,以他为骄傲。这让我非常感动,也很满足。


现在我和阿四生活挺好的,他54岁了,可是还像孩子一样单纯、善良。每天晚上洗过脚,便说“摆药!”如果我还没有洗脚,他就说:“你臭!”不要说他傻、弱智什么的,我的晚年多亏有他做伴。


上海市领导对我们很关心,春节前夕,市委副书记殷一璀等领导来到家中看望;上影厂领导在生活上考虑比较周到,专门请一位阿姨照顾我们母子的饮食起居。还有跟随谢晋十几年的司机小蒋,帮忙处理许多事情。谢晋的好朋友白先勇先生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也来看望,甚至有远在纽约的华侨打来问候电话。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牵挂的事,那就是阿四。他虽然智障,但是身体很壮实。我已经请谢晋的妹妹做他的监护人,但她远在河南,毕竟不方便。有人劝我放心:阿四走在街上,就凭他是谢晋的儿子,都会有人给他饭吃。还有人劝我:政府不会不管阿四的。


未来的事,有谁知道呢?作为母亲,我希望他福大命大,还希望他的爹爹、兄长,在天上保佑他。

谢晋夫人徐大雯告别仪式




谢晋和他的儿子


余秋雨

直到今天,谢晋的小儿子阿四,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大家觉得,这次该让他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解释,他诚实的眼神告诉你,他还是不知道。


这情景,很像一群哲学家在讨论死亡,而最后,评判者没有让他们及格。在人类一些最本原的问题上,最低智能和最高智能,首尾相衔。是啊,还能说话的人谁也未曾抵达过死亡,那又怎么说得清呢?既然说不清,那就与严重弱智的阿四没有太大的差别。


十几年前,同样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这位小哥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两个月前,阿四的大哥谢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现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家里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岁的妈妈,阿四已经不想听解释。谁解释,就是谁把小哥、大哥、爸爸弄走了。他就一定跟着走,去找。


阿三还在的时候,谢晋对我说:“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门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门,他就离不开门了,分分秒秒等我回来。”


谢晋说的门孔,俗称“猫眼”,谁都知道是大门中央张望外面的世界的一个小装置。平日听到敲门或电铃,先在这里看一眼,认出是谁,再决定开门还是不开门。但对阿三来说,这个闪着亮光的玻璃小孔,是一种永远的等待。他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因为爸爸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在那里出现,他不能漏掉第一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他都在那里看。双脚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脱落了,他都没有撤退。


爸爸在外面做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有一次,谢晋与我长谈,说起在封闭的时代要在电影中加入一点人性的光亮是多么不容易。我突然产生联想,说:“谢导,你就是阿三!”


“什么?”他奇怪地看着我。


我说:“你就像你家阿三,在关闭着的大门上找到一个孔,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亮光,等亲情,除了睡觉、吃饭,你都没有放过。”


我又说:“你的门孔,也成了全国观众的门孔。不管什么时节,一个玻璃亮眼,大家从那里看到了很多风景,很多人性。你的优点也与阿三一样,那就是无休无止地坚持。”


谢晋在六十岁的时候对我说:“现在,我总算和全国人民一起成熟了!”那时,文革结束不久。

“成熟”了的他,拍了《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清凉寺的钟声》《高山下的花环》《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


文革以后的他,不再是在时代话语的缝隙中捕捉人性,而是反过来,以人性的标准来拷问时代了。


谢晋那些最重要的作品,上映前都麻烦重重。如果说,文革前的审查总是指责他“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那么文革后的审查者主要是指责他“揭露社会的黑暗过多”。


有趣的是,有的审查者和评论者一旦投身创作,立场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认识两位职业的审查者和评论者,年老退休后常常被一些电视剧聘为顾问,参与构思。作品拍出来后,交给他们当年退休时物色的徒弟们审查,他们才发现,这些徒弟太不像话了。他们愤怒地说:“文化领域那么多诽谤、伪造、低劣都不审查,却总是盯着一些好作品不依不饶!”后来他们扪心自问,才明白自己大半辈子也在这么做。


他们不知道,年迈谢晋眼睛深处的一半忧郁,与他们有关。


能成为谢晋的朋友,非常愉快。我从旁观察,发觉谢晋交友,有两个原则。一是拒绝小人,二是不求实用。这就使他身边的热闹中有一种少有的干净。


有时,好人也会利用小人,但谢晋不利用。他对小人的办法,不是争吵,不是驱逐,而是在最早的时间冷落。他的冷落,是炬灭烟消,完全不予互动。听对方说了几句话,他就明白是什么人了,便突然变成了一座石山,邪不可侵。转身,眼角扫到一个朋友,石山又变成了一尊活佛。


一些早己不会被他选为演员和编剧的老朋友,永远是他的座上宾。他们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帮不上他的忙,感到不安。西哲有言:“友情的败坏,是从利用开始的。”谢晋的友情,从不败坏。


他一点儿也不势利。再高的官,在他眼中只是他的观众,与天下千万观众没有区别。但因为他们是官,他会特别严厉一点。我多次看到,他与官员讲话的声调,远远高于他平日讲话,主要是在批评。他还会把自己对于某个文化高官的批评到处讲,反复讲,希望能传到那个高官的耳朵里,一点儿不担心自己会不会遇到麻烦。有时,他也会发现,对那个高官的批评搞错了,于是又到处大声讲:“那其实是个好人,我过去搞错了!”


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觉得拍电影是一个力气活,谢晋已经年迈,不必站在第一线上了。我提议他在拍完《芙蓉镇》后就可以收山,然后以自己的信誉、影响和经验,办一个电影公司,再建一个影视学院。简单说来,让他从一个电影导演变成一个“电影导师”。


我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对我们的这种想法,深感痛苦。他想拍电影,他想自己天天拿着话筒指挥现场,然后猫着腰在摄影机后面调度一切。他早已不在乎名利,也不想证明自己依然还保持着艺术创造能力。……他要重拍《桃花扇》,他要筹拍美国华工修建西部铁路的血泪史,他要拍《拉贝日记》,他要拍《大人家》,他更想拍前辈领袖的女儿们的生死恩仇、悲欢离合……


他在中国创建了一个独立而庞大的艺术世界,但回到家,却是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天地。


他与夫人徐大雯女士生了四个小孩,脑子正常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谢衍。谢衍的两个弟弟就是前面所说的老三和老四,都严重弱智,而姐姐的情况也不好。


这四个孩子,出生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这十年间。当时的社会,还很难找到辅导弱智儿童的专业学校,一切麻烦都堆在一门之内。家境极不宽裕,工作极其繁忙,这个门内天天在发生什么?只有天知道。


我们如果把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与谢晋的那么多电影联系在一起,真会产生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每天傍晚,他那高大而疲惫的身影一步步走回家门的图像,不能不让人一次次落泪。落泪,不是出于一种同情,而是为了一种伟大。


一个错乱的精神漩涡,能够伸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吗?谢晋作出了回答,而全国的电影观众都在点头。我觉得,这种情景,在整个人类艺术史上都难于重见。


谢晋亲手把错乱的精神漩涡,筑成了人道主义的圣殿。我曾多次在他家里吃饭,他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围着白围单、手握着锅铲招呼客人。客人可能是好莱坞明星、法国大导演、日本制作人,但最后谢晋总会搓搓手,通过翻译介绍自己两个儿子的特殊情况,然后隆重请出。这种毫不掩饰的坦荡,曾让我百脉俱开。在客人面前,弱智儿子的每一个笑容和动作,在谢晋看来就是人类最本原的可爱造型,因此满眼是欣赏的光彩。他把这种光彩,带给了整个门庭,也带给了所有的客人。


他有时也会带着儿子出行。我听谢晋电影公司总经理张惠芳女士说,那次去浙江衢州,坐了一辆面包车,路上要好几个小时,阿四同行。坐在前排的谢晋过一会儿就要回过头来问:“阿四累不累?”“阿四好吗?”“阿四要不要睡一会儿?”……每次回头,那神情,能把雪山消融。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家后代唯一的正常人,那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典雅君子,他的大儿子谢衍,竟先他而去。



谢晋和儿子谢衍

谢衍太知道父母亲的生活重压,一直瞒着自己的病情,不让老人家知道。他把一切事情都料理得一清二楚,然后穿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去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


他恳求周围的人,千万不要让爸爸、妈妈到医院来。他说,爸爸太出名,一来就会引动媒体,而自己现在的形象又会使爸爸、妈妈伤心。他一直念叨着:“不要来,千万不要来,不要让他们来……”


直到他去世前一星期,周围的人说,现在一定要让你爸爸、妈妈来了。这次,他没有说话。


谢晋一直以为儿子是一般的病住院,完全不知道事情已经那么严重。眼前病床上,他唯一可以对话的儿子,已经不成样子。


他像一尊突然被风干了的雕像,站在病床前,很久,很久。


谢衍吃力地对他说:“爸爸,我给您添麻烦了!”


他颤声地说:“我们治疗,孩子,不要紧,我们治疗……”


从这天起,他天天都陪着夫人去医院。


独身的谢衍已经五十九岁,现在却每天在老人赶到前不断问:“爸爸怎么还不来?妈妈怎么还不来?爸爸怎么还不来?”


那天,他实在太痛了,要求打吗啡,但医生有犹豫,幸好有慈济功德会的志工来唱佛曲,他平静了。


谢晋和夫人陪在儿子身边,那夜几乎陪了通宵。工作人员怕这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撑不住,力劝他们暂时回家休息。但是,两位老人的车还没有到家,谢衍就去世了。


谢衍是2008年9月23日下葬的。不久,家乡上虞的母校春晖中学打来电话,说有一个纪念活动要让他出席,有车来接。他一生,每遇危难总会想念家乡。今天,故乡又有召唤,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春晖中学的纪念活动第二天才开,这天晚上谢晋在旅馆吃了点冷餐,倒头便睡。这是真正的老家,他出走已久,今天只剩下他一个人回来。他是朝左侧睡的,再也没有醒来。这天是2008年10月18日,离他85岁生日,还有一个月零三天。


此刻,谢晋上海的家,只剩下了阿四。他的夫人因心脏问题,住进了医院。


阿四不像阿三那样成天在门孔里观看。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任务是为爸爸拿包、拿鞋。每天早晨爸爸出门了,他把包递给爸爸,并把爸爸换下的拖鞋放好。晚上爸爸回来,他接过包,再递上拖鞋。


好几天,爸爸的包和鞋都在,人到哪里去了?他有点奇怪,却在耐心等待。突然来了很多人,在家里摆了一排排白色的花。


白色的花越来越多,家里放满了。他从门孔里往外一看,还有人送来。阿四穿行在白花间,突然发现,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他弯下腰去,拿出爸爸的拖鞋,小心放在门边。


这个白花的世界,今天就是他一个人,还有一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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